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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能源行业应该如何应对?

DQZHAN讯: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能源行业应该如何应对?

中美贸易战正在升级中进行。在对外油气依存度逐年提高、自我保障能力明显不足的背景下能源供给领域已经无法做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慌乱中夹杂的悲观情绪不断蔓延。

8月6日,《财经》杂志刊登中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研究员、行业专家王能全先生题为《中国超越美国了吗?从能源数据看中美真实差距》的文章。此文本意是让我国能源领域看清差距,知耻后勇,奋力追赶,但在各方面对比中国都落后的背景下,激励的功能大减,而客观上加剧了社会慌乱悲观情绪的产生。文章中对比了中美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发电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所处阶段、能源对外依存度、石油企业盈利能力、人均能源消费7个方面之后,认为:“当前中美两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对比是残酷的,从反映国家经济效率的单位能耗和反映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人均能耗这两个

重要的指标看,中美两国经济社会至少存在二至三个数量级的差距,中美两国的经济不在同一发展阶段,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准也不在同等水平,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我国超越美国存在的巨大困难”"。

就在这篇文章刊发后不久,曾长期领导中国能源行业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写了一篇题为《中美能源的客观比较》的回应文章,文章非常客观实、事求是地对比了中美能源的实际情况,从中国有后发优势整体装备水平的火电、水电、风电和光伏、输变电、天然气长输与LNG六方面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对比中美能源比较不能偏颇,既要看到我们的不足和差距,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中美能源真实对比情况,以明确我国能源领域在哪些方面需要发扬优势、哪些方面需要弥补短板以及在中美贸易战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推动我国能源领域的发展,本刊以能全先生的观点、结论为问题采访了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金融投资委员会副主任韩晓平先生。

在采访之前,韩晓平表示,他和能全先生是朋友,之所以发表一些与其不同的观点,“是想与能全先生所说的形成互相补充,把能源领域人们不了解、没有重视的问题说出来,了解、理解中美之间能源对比的真实情况,以此为基础制定推动我国能源领域发展的政策、措施”。

(来源:《节能与环保》杂志2018年09月刊 微信公众号:节能与环保杂志 作者:陈向国)

韩晓平: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金融投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通讯工业协会能源互联网分会会长、南方电网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曾参与人大财经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环保部、国家能源局等部委能源相关课题研究。2010年被中国节能协会评为“节能中国十大先进人物”,获“中国分布式能源十年突出贡献奖”。2013年获国家能源局课题研究二等奖,并被政策法规司聘为专家。担任一些中央媒体的能源评论员。

七个比较结论值得重视,但应再斟酌、再商榷

韩晓平认为,中国能源领域与美国对比,有的方面有差距,有的方面有差异,有的方面有优势。作比较不能离开国情,不能忽略发展大势,不能无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

“能全先生的比较结论值得重视,但应再斟酌、再商榷。差距并不可怕,差距谁都知道,正是因为有差距我们才会奋发图强,差距是可以通过新的技术和新的发展理念克服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优势,这样的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要被贸易战吓昏了头,自乱了阵脚,丧失了自信心。”韩晓平说。

记者:能全先生认为“单位能源消耗所能产生的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效率的重要指标”。您怎么看?

韩晓平:按照单位GDP能耗比较,中国与美国确实存在较大差距,但是这之间存在GDP结构的构成问题。如果将世界工业产值总量设定为1000,201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280,工业成长度是增长7%;美国是150,工业成长度是负增长10%;日本是70, 负增长7%;德国是50,负增长5%。中国是全球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全世界大的工业商品生产国和输出国,中国的能耗绝大部分都在支撑工业制造体系的运转,并服务于全球;而美国更加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产业创造GDP,两者使用GDP评价并不能说明实际情况。况且,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及整个欧盟的单位GDP能耗都大大低于美国,日本是美国的75%,法国是64%,德国是61%,英国只有48%。很显然,这些数字不能够说明这些国家已经远远超越美国。

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大量生产和消费在国内发生,按照现行国际货币汇率体制难以准确计算各国经济的实际水平,所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采用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和按照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评价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2017年中国为231,220.3亿美元,美国是193,621.3亿美元,相比之下两国创造财富的单位能耗相差并不遥远。中美之间单位GDP能耗差距是2.22倍,而PPP能耗差距只有1.17倍。而中国的单位能耗下降的速度非常快,1999年万元人民币GDP能耗为1.04吨标准油当量,2017年仅为0.38吨,18年降幅63.42%。再有18年后会怎么样?大家可以预想一下。

记者:能全先生认为中美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差距明显。您怎么看?

韩晓平:这个差距存在资源禀赋局限,也存在能源改革滞后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中国的了不起之处。他所在的油气行业改革落后于其他能源行业,确实拖了全局的后腿,造成中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煤炭和进口油气。但是,正如张国宝主任所言,中国的煤电发电效率非常高。我们被迫用工业的能源,初步完成了第二次工业的任务。2017年供电煤耗率309克/千瓦时,2018年上半年再下降到308克,全网供电效率达到39.89%。能全先生引用的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采用的电能转化效率的标准为38.01%,相当于323克标煤,比中国高了15克。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大的电网和输电能力大的高压电网,在电网中拥有全球规模大的燃煤火电机组比重,发电效率如此之高,不仅远高于美国,也高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燃煤火电行业。中国靠这么低效的煤炭资源,不仅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创造了那么多的物质商品和财富,221种产品产量世界。这种情况下,中国到底算是落后?还是先进真?

记者:能全先生讲的第三个差距是“发电结构的对比”。

韩晓平:2017年中国发电量64179亿千瓦时,煤电比重42695亿,占66.52%。尽管中国的煤电技术先进,也是由于无天然气可用,气电发展不尽人意,能全老师和他的同仁们确实需要再努把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国家之间所要比较的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中国的水电、风电、太阳能无论是装机,还是发电量都是后来居上,短短的几年就超越了美国。

页岩气之后使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一路大幅度下降,发电用天然气价格目前已跌至0.72元/立方米。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效率不断进步,新的技术都超过60%逼近70%,已经彻底打败了煤电。但气电竞争力再强,也难以抵挡与风电、光伏竞争,2017年末美国折算人民币的风电上网电价为0.20-0.41元/千瓦时之间,薄膜光伏0.29-0.33元,多晶硅光伏0.31-0.36元,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却在0.28-0.51元,大量的新增发电容量都被可再生能源抢走。

中国的光伏发电价格也在不断下降,2018年光伏领跑者项目招标的电价从年初0.39元/千瓦时一路跌到0.31元。在“531新政”后,全行业都在积极应对去补贴后的发展新机遇,目前完全无需补贴直接与燃煤火电竞价的光伏发电项目已经开始出现,预计这次涅槃重生后中国光伏将会势不可挡。

记者:能全先生认为中美能源之间的第四个差距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所处阶段的对比”方面。您怎么看?

韩晓平:中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完成,与美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确实不同。不过,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却在努力“再工业化”,他们都认为放弃工业化导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造成了诸多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2016和2017年,美国的能源需求都是正增长。未来随着美国推进制造业和对进口商品加税促进再工业化,重新修缮已经千疮百孔的基础设施,能源需求将会持续增长,这不能证明谁更先进或谁更落后,而是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问题。而中国的市场更大,产能规模的优势更明显,未来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相对竞争条件会更强。

记者:能全先生认为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而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独立,导致中国与美国差距加大。您怎么看?

韩晓平:按照能全先生的逻辑,对外依存度低比对外依存度高更有优势,对外依存度高的无法超越对外依存度低的。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种观点十分独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源对外依存都远远超越中国,中国现在在技术上就可以超越日本和德国了吗?美国在页岩油气之前的2005年对外依存比现在高得多,原油对外依存达到67.08%,而中国当年原油对外依存度只有44.87%。由于机制技术进步,美国页岩油产量的激增,2017年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下降到34.37%,而中国由于油气改革推进缓慢,对外依存度超越当年美国的高值,达到67.84%。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是2005年大,还是2017年更大?

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是个双刃剑,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美国在上世纪1960年代原油消费超越原油生产后,进口开始一路飙升。逐年增加的原油进口,也使产油国对美国市场产生了巨大依赖,使供需双方更加利益相连,这在70年代成功地帮助美元从“金本位”过渡到“石油本位”。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需要运用好中国自己的市场,而石油是一种关键性的资源和市场。

记者:能全先生在中美能源之间后两个方面的对比是“石油企业盈利能力的对比”和“人均能源消费的对比”比较出来的中国的差距。您怎么看?

韩晓平:在石油企业盈利方面确实是一个短板,但是,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否亏损与中国能源能否超越美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美国的页岩油气也不是埃克斯美孚、雪佛龙、德士古这些大石油公司推进的,中小企业充分的竞争和不断地是突破的关键。况且今后更有超越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储能动力电池等行业,在中国是一些竞争非常充分的行业,在世界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和竞争优势。

就是“人均能源消费的对比”。能全先生认为,能源效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人均能源消费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社会大众生活的水平。但这一观点非常值得商榷,中国目前接近14亿人口,要达到美国目前的人均能耗,需要超过95亿吨标准油当量的能源。2018年元月全球人口74.44亿人,中国是13.9亿人,仅占全球的18.67%。而2017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只有135亿吨多一点,也就说全球70%以上的能源要供给中国,很显然这不可行,也不能这么干。

中国的发展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是美国模式?还是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模式?丹麦同样是发达国家,573万人口的人均GDP为5.67万美元,比美国仅低了4.6%,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44.22%,人均用电量仅为美国的41.14%,且逐年下降。同时,丹麦还是全球幸福指数高的国家之一,拥有极其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经济高度发达,贫富差距极小,国民享受极高的生活品质。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是以超越美国作为目标,我们的目的要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的更好,要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能够分享中国的进步成果,也要让整个地球可以承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一些领域超越美国是必然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需要超越美国现行的指标和方式,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中国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驱动文明的动力已经不再是工业时代的化石能源。中国在发展中需求超越的是时代,是传统的能源、技术和观念,同时也要超越自我,其中更要超越盲目自信和妄自菲薄没有自信的心态。

中国必须也能够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能全先生认为,中美两国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使我国超越美国存在巨大困难。韩晓平认为中美两国目前的政策取向的确大不相同,特朗普逆全球化之潮流,重回孤立主义,眼前能尝到甜头,但是代价是透支信用,透支未来。

记者:能全先生说,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可以重回孤立主义,集中精力办好国内的事情,而中国必须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保障稳定的能源供应,面临的压力和所需的资源投入会越来越大。对此,您怎么看?

韩晓平:我们也必须而且也应该集中力量办好自身的事。要办好的事是,就是“深化改革”,提高油气的自我供给能力。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决定深化改革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措施。加大对我国天然气领域的改革,向各种所有制企业开放市场。这表明了中央的决心——在能源领域办好自己的事情。只有办好自己的事情,才会有底气,强实力。目前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不可否认,特朗普的相关政策在短期内的确对提振美国经济有作用,其经济形势好转根本源与页岩气的成功不无关系。美国页岩气的成功,不仅使其进口油气的成本迅速降低,美国2017年比2008年,按照英国石油的数据推算减少了近3500亿美元进口石油,而同时每年又有数千亿美元投资在国内的页岩油气开发中,连续数年每年都有几千亿美元留在国内,这每年的几千亿美元成为拉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的情况下,必须集中精力、集中资金解决我国油气自我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在油气勘探、开采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的垄断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世界500强央企控制了国内多数资源,特别是中石油,但这些央企开采国内资源的投入严重不够,能力严重不足,导致自我供给能力的提升远低于新增油气的需求,甚至还出现2016和2018两年下降,致使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升。面对这种窘况,必须落实中央决策,深化油气体制改革,把资源向各种所有制企业开放。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美国页岩气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各种资本的投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像美国把中国资本吸引过去一样,把各种国际资本和民营资本吸引过来,加大对我国常规油气和非常规油气的勘采?我国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都不少,如果充分开发,完全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能源的自我供给能力,从而逐步降低过度增长的油气对外依存度。

第二件需要办好的事是落实《可再生能源法》,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可再生能源法》要求电网全额收购风光电,但实际上被大打折扣。我们这方面,应该向德国学习,人家的可再生能源比重比我们高得多,人家能解决,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风光电可以全额上网,那么,风光电完全可以与煤电竞争。现在,煤电的优势在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被外部化。只有煤电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成本内部化、风光电环境友好的社会效益成本也内部化,才能使风光电与煤电处于公平竞争的态势;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在对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的情况下,要有新的一系列措施巩固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经过十数年的努力取得的比较优势。

还有一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我们努力减轻对外依存度,并不意味着减少能源消费量,因为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水平也会水涨船高。这些增加的部分,一部分依靠可再生能源,一部分提高自供油气产量的增加,还有一部分需要进口。比如,对“一带一路”国家油气的进口。我们对外投入处理国际事务的的目的之一是保障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总之,我们必须而且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记者:能全先生说,能源政策选择,要有长远和战略的考量,更应立足于现实。您如何看?

韩晓平:制定政策当然要基于现实,但太现实了,往往会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俗话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国家把主要的油气资源交给三桶油打理,目的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提高自供能力,减轻对外依存度,保障能源价格平稳。现实是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价格已经和国际完全接轨了,问题反而更突出。政策的考量一定是要长远考量的,决不能过分拘泥于眼前。长久的考量应该不被利益集团的得失而左右。

特朗普的政策就是太过现实了。他和白宫的幕僚及智囊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都是基于第二次工业时期的认识凝练的结果,不是全球化时代应有的观念——在世界低碳发展潮流下,在人类取得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并行动的行进途中,他却鼓励用煤用油而不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特朗普及其被重用的人多半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工业制造辉煌时代的人,所以他们提出要重新振兴他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时代。特朗普背离全球化道路对美国绝对是错,尽管短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经济,但他将有两大损失。一是透支美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逐步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二是牺牲了向未来技术发展的机会。特朗普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抛弃采用转型升级的战略,采取复古的政策给旧动能输血而不支持用新动能替代旧动能,通过贸易壁垒、增加关税等消极方法解决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表面风光,实则牺牲未来。

特朗普把中国看做对手,其核心问题是因为中国拥有超过美国的市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是美国担心的。比如石油,美国不是嫌弃中国买的多,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买的少——买美国的太少了,他希望中国不买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的石油,优先买美国的油气,而且用美元结算。美国希望能够控制中国的市场——中国买谁的、买什么都得他美国说了算。特朗普想让中国的市场为美国创造财富,而绝不是嫌弃中国从国外进口过多的油气。

我们长远考量的出发点是减轻对外依存度,增加自供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就是长远的考量。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商共享共赢的过程中,中国要担负起一定的国际政治责任。

所以,制定政策要着眼现实,长远考量。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要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高度,在不同历史场景下审视存在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

记者:能全先生说,实现中国的能源独立,需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进行努力。质量上,必须持续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能源效率,使单位能源消耗能产出更多的GDP。能全先生强调了提高能效的重要性。对此,您怎么看?

韩晓平:能全先生强调能效提升的重要性,我非常赞成。因为能效提升是能源背景下的。习主席对能源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特别是2014年6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提出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能源体制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等重大战略思想,为我国能源发展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主席为什么提出“能源”?正是全球能源正在经历着颠覆,而能源是新工业的先导。

在的大背景下,更要高度正视能源问题。他说,能源涉及政治、经济、生态、资源、核,在国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已是世界上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现代化深入推进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未来一个时期能源消费还会增长,能源问题不容忽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必须把能源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提高能效是能源消费的核心,提高能效从源头节能,节能的问题解决了,环境污染的一些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小,同时经济社会的成本下降,竞争力加强。站在能源领域重视能效固然正确,但如果能够跳出行业站在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能效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则更好。前年、去年急速推进的农村煤改电、煤改气供暖工作,对散煤治理、农村空气污染治理都取得了成效,但也存在运行成本高等的问题。如果政府把这部分补贴用到农村住房的节能改造上,宜节能先节能,再配合可再生能源则可再生能源、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清洁煤等实事求是的政策,以合适的能源供给方式,则问题可以从根源上解决。其实,在农村煤炭替代上,节能做好了,再加上一些可再生能源,根本就不必再费力发展其他方式的供能保障,既不存在环境污染,也不被困与能源,更不用担心能源成本和补贴增加问题,对于应对美国贸易战将更有底气。